【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连续四年亏损后，奥康国际2026年上半年扭亏为盈，但这份成绩单并非来自主业的复苏，而是收缩的“减法”。
二 | 近日，奥康国际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
三 |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
四 | 上半年公司营收7.69亿元，同比下降28.88%；归母净利润1757.43万元，上年同期亏损9204.48万元，同比扭亏为盈，但扣非净利润仍亏损660.7万元。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
五 | 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2022年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门店从2600多家缩减至1757家，代理品牌斯凯奇门店清零、彪马仅剩7家。账面扭亏扭亏的关键在于“节流”。
六 |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根据奥康国际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减少38.46%，降幅大于营收的28.88%，整体毛利率从34.93%提升至42.93%，增加8个百分点。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销售费用同比减少32.82%，管理费用同比减少28.44%，财务费用同比减少46.34%。费用压缩主要来自租赁摊销费、广告宣传费、职工薪酬减少等。
七 |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收缩的另一面是门店数量的持续减少。
八 |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据财报数据，奥康国际2026年上半年国内实体门店新开71家、关闭150家，净关79家。四年间门店从2600多家缩减至1757家，关了近800家店。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存货从3.67亿元降至3.06亿元，固定资产从2.92亿元降至2.7亿元。鞋服时尚行业品牌战略咨询专家、上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程伟雄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关店仍将继续，“目前的800家店不是终点”，奥康国际必须从盲目扩张转向“做熟做精”，先活下去再谈发展。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联合创始发起人袁帅则认为，盈利如果不是来自核心的皮鞋生产销售主业，而是来自非经常性的公允价值变动，本身就意味着盈利的根基并不扎实，不具备可持续的复制性。
聚焦主业2012年，奥康国际头顶“中国男鞋第一股”光环登陆上交所主板，巅峰时期市值超过200亿元。2015年，奥康国际与斯凯奇达成战略合作，斯凯奇门店从2015年末的16家猛增至2021年末的160家。然而，代理业务最终未能兑现预期。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截至2025年末，斯凯奇门店全部关闭，彪马门店仅剩7家。公司2026年半年报显示，斯凯奇已从公司品牌分类中移除，收回至“奥康”“康龙”为主的双品牌战略。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九 | 袁帅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退回双品牌后，奥康国际想要在精细化竞争阶段立足，核心还是要回到产品和消费者本身，“把两个品牌的定位做清晰做差异化，不要陷入内部左右互搏的内耗，真正摸透不同圈层消费者的需求”。”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对于品牌的收缩，知名战略定位专家、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军豪认为，奥康国际砍掉代理潮牌、退回双品牌是及时止损的理性选择，能让品牌摆脱代理业务的资源消耗，重新聚焦自身核心客群，为重建清晰的品牌定位腾出空间。跨界疫苗与芯片收缩主业的同时，奥康国际也在反复尝试跨界。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十 | ”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实控人王振滔曾押中疫苗赛道——2004年以8000万元起步投资康华生物，2020年上市后市值一度超500亿元。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据康华生物公告，2025年王振滔及其一致行动人以18.51亿元转让康华生物控股权，有媒体测算其个人对应获益约9.6亿元。但芯片业务则没那么幸运。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2024年12月，奥康国际筹划收购联和存储科技，半个月后终止；2026年7月，奥康国际再一次终止重大资产收购，两次均因“交易核心条款未能达成一致”告终。跨界芯片的反复启停，暴露了传统鞋服品牌在寻找增长曲线时的迷茫。
十一 | 詹军豪认为，这显示出传统鞋服品牌跨界时缺乏长期战略定力的通病，建议锚定自身主业的技术延伸方向，避免资源错配消耗主业根基。程伟雄则直白指出，跨界芯片这类与主业毫无关联的领域，“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十二 | 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他认为，传统鞋服品牌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最稳妥的路径是从现有用户群体的生活方式中延伸新场景，贸然进入运动、户外等新赛道，意味着要和现有头部品牌直接竞争，投入很大。北京商报记者就扭亏原因、业务调整等问题，通过邮件及电话向奥康国际发送采访申请，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十三 | 行业困局奥康国际的困境，本质上是整个皮鞋行业承压的外显。华经产业研究院预测，2026年皮鞋产量将进一步降至17亿双。与此同时，国内鞋服市场消费分级、场景细分特征显著，运动品类持续抢占市场份额，对传统正装皮鞋形成明显替代。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
十四 | 程伟雄判断，皮鞋行业不会消失，但规模会持续收缩，奥康最终能否转型，“要看下半年7到12月份的表现”。在他看来，当前盈利靠的是“节流”，但如果不开源，节流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詹军豪也指出，皮鞋行业整体产量持续下滑，本质是消费场景迭代下的需求转移，没有产品端的创新突破，单纯降本只能短期美化利润，无法扭转长期竞争力流失的局面。
十五 | 对于奥康国际而言，真正的考验不在于账面上的盈利数字，而在于能否跳出“商务皮鞋”的刻板印象。袁帅给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他认为，传统皮鞋品牌翻盘的机会从来不是靠跟风跨界能拿到的，而是要沉下心来做产品，把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现代穿着需求结合起来，重新建立品牌和新一代消费者的连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鲁芹）。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十六 |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
十七 | 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